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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原创非首发] 宋代榆柳的文化意蕴

榆树与柳树,虽然只是一种常见的植物,但它们却有着悠久的文化史。譬如柳树,《小雅·采薇》有: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;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。”[8](卷93,P414)《三辅黄图·桥》记载:“霸(灞)桥,在长安东,跨水作桥。汉人送客至此桥,折柳赠别。”[9](卷6《桥》,P49)而东晋陶潜以堂前的五棵柳树自命,作《五柳先生传》,以自喻“不慕名利”、“忘怀得失”的高洁品质,世人也称他为“五柳先生”。余君认为,中国文化有各具特色的代表性负载物,柳也在漫长的文化进程中,融入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之中,渐渐形成了“送别文化”和“高洁文化”[10]。相对柳树来说,榆树的文化意蕴,虽没有柳树那样广泛的接受群体,却也有着悠久的历史。有学者研究表明,榆树的根深蒂固、身材坚硬、枝叶丰满、抗旱耐涝的特征,即与以狩猎、畜牧业为主的古代蒙古人的崇尚顽强、勇敢的审美观相吻合,从而蒙古族对其产生了深深的崇拜。[11]其实,无论是物化情感的柳树,还是蒙古人象征的榆树,都是因为在既定的生存环境之中,与人的生存事件联立,从而嘱托了人的情感。宋代榆柳即是如此,正是因为它们的功用关系到宋人的生存事件,所以才饱含了宋人的文化关怀,彰显某种文化意蕴。如何理解宋代榆柳的文化意蕴,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:
其一,因为种植广泛,所以和其他常见植物一样,宋代榆柳亦在充当季节的参照物。“榆兼柳以同晚,李与桃而代僵”[12](卷2《卧庐悲秋赋》,P12),道出了宋祁的悲秋之感;“榆牙柳目相看数,枉是回肠付解携”[13](卷214《送客野外始见春物萌动》,P2473),又在述说他的一种春物萌动的愉快心态。而“高榆老柳媚寒日”[14](《赠张仲谋》,P973),实为黄庭坚借助榆柳的秉性,来素描寒冬季节的景况;而“莫嗔榆柳更萌芽”[14](《次韵元礼春怀十首》,P1671),却又通过榆柳来抒写初春的气息。在宋人的直观书画之中,榆柳更是做为季节的象征而被格外重视,赵孟坚正是通过一句“霜轻榆柳未全黄”[15](卷2《题赵大年小景》),告诉画外之人画中的时节。
其二,北方的沦陷,作为曾经的防御植被,宋代榆柳嘱托了宋人无尽的爱国情感。宋代数百年间,外患胜于内忧,“开塘泊,种榆柳”[1](卷501元符元年八月戊子,P11935)的防御政策,绝非仅是官方话语,尤其到了南宋,失去中原故土的宋人,感受最深即是国破山河,以及曾经守护国土又仍在延息的一草一木。此外,北方的榆柳亦是宋人编织收复故土梦想的桥梁。黄机一句“且莫令、榆柳塞门秋,悲摇落”[16](黄机《满江红》,P623),寄托着宋人对收复北方失地的强烈心愿,榆柳幻化成北方故土的生命个体;“瓜州渡口,恰恰城如斗。乱絮飞钱迎马首,也学玉关榆柳”[7](李好古《清平乐瓜州渡口》,P2702),不仅讽刺的描述瓜州沦陷的景况,并且同样道出了李好古追怀中原失地的爱国情节;“生怕客谈榆塞事,且教儿咏花间集”[7](刘克庄《满江红·夜雨凉甚,忽动从戎之兴》,P2612),不仅揭示了刘克庄面对现实与理想的矛盾,亦在流露自己报国无门的痛楚。诸如此类有关榆柳的宋代诗词还有很多,但与汉唐盛行的折柳、插柳习俗所透露出来文人惜春、伤别、伤逝的情节相去甚远。
其三,同样由于普遍种植,宋代榆柳沦为廉价的代名词。“柳花榆荚斗身轻”[17](卷8《清明独酌》),看似刻画一种美好的春景,实则通过榆柳众多廉价,透视王禹偁贬谪生活的失落情感,而“榆荚休抛买笑钱”[17](卷9《杏花七首》),不仅完美的衬托出杏花的贵重,更是将榆树的遍地种植状况刻画的淋漓尽致。不过,榆柳真正种植的普遍,还在于文人笔下素描的直观态势。“榆柳浩浩波涛吟”[18](《鸡肋诗钞·饮城西赠金乡宰韩宗恕》,P1030),可谓晁补之对榆柳绝好的直观书写。苏轼曾对松柏情有独钟,赋诗云:“人皆种榆柳,坐待十亩荫。我独种松柏,守此一片心。”[19](卷17《滕县时同年西园》,P883)这里拿榆柳与松柏的比较,折射出榆柳因大面积种植而廉价的社会心态。“团团山上桧,岁岁阅榆柳”[19](卷2《岘山》,P75),除了体现苏轼绝妙的诗歌修辞手法之外,亦在说明,宋代榆柳的种植直接充斥着宋人的生活,成为庸俗植物的代名词。此外,宋代榆柳的廉价,有时还体现在它的生长习性上。“榆柳千株无半叶,冬青一树碧良玕”[20](卷28《过吕城闸》),实为杨万里借助榆柳不抵寒流的生活习性,来描写寒冬里吕城闸的景观。“君看种榆柳,横直皆扶疏”[21](卷27《古意四首》),看似夸耀榆柳的枝叶错落有致,而此后一句“不知岁寒后,松柏谁彫枯”,则又反衬榆柳宜植脆弱的廉价之态。
最后,宋代榆柳仍在延续故土或北方场景的身份象征。汉唐以来,榆塞的边防军事作用,久为世人熟识,以至于榆柳一度演化成了北方故土场景的代名词,到了宋代,榆柳这种象征身份更加明显。诸如,“榆柳关河无犬吠”[18](吴儆《竹洲诗钞·次徐令韻》,P1480)、“近关榆柳识春迟”[13](韩维《答寄广信六弟》,P5209)、“碧黯塞榆,黄销堤柳”[7](谭宣子《玲珑四犯》,P3168)等等,诗词作者都是借助榆柳来勾勒北方的景象,榆柳成为了宋代北方的身份象征。此外,榆柳又成为追怀北方场景的出口,这种隐然于往事情感的书写,常常借助一种事物而充满深情。邹浩在缅怀 亭的时候,情不自尽的吟出:“唯余旧时春,年年暗榆柳。”[18](《道乡集·三朡亭》,P3282)李曾伯则将借助榆柳感怀昨天,畅吟:“蒹葭白露嗟今老,榆柳西风感昔游。”[21](卷29《再和》)当然,靠近关塞大批量种植的榆柳,可以从视觉上直接妆点北方的景观面貌,从而无可厚非的投影在了文化书写之中。
总之,由于宋代政府大力推广种植榆柳,以至于河畔、乡间、官道边随处可见榆柳的身影,从而成为文人墨客笔下无可回避书写对象。事实上,宋代榆柳真正具有社会意义,并非取决于文人的书写,而是榆柳的功用关联起了宋人普遍关注的社会事件,才使它幻化成一个文化名词,饱含了独特的文化意蕴。无论是榆柳嘱托了宋人痛失故土的情感,还是沦落为廉价的代名词,抑或是彰显北方故土景观的象征身份,都与宋人的生存问题相关。所谓宋代榆柳的文化意蕴,是指榆柳在宋人的社会生活之中所彰显出来的某种特定的文化内涵。

纵观宋代史籍,榆柳的种植可谓异常广泛,除了军事防御性的榆塞建设之外,维护河道、取材与成荫,都是栽植榆柳的重要用途。正是由于榆柳生长秉性迎合了宋代特殊的气候及地理景况特征,以及宋代政府日益面临护河、防御问题的严峻性,宋代榆柳种植曾作为一种国策得以大面积推广,以至于宋代榆柳的种植成为一种社会现象。不仅融入宋人忧国意识之中,嘱托了宋人无尽的爱国情感,并且投影到文学书写之中,成为季节的参照物或北方场景的身份象征。因为种植的广泛,许多时候宋代榆柳还被贬义为廉价的代名词。
之所以,宋代的榆柳从一种植被林木显见于文化范畴之中,除了缘于宋代大面积种植之外,更重要却是榆柳的种植关系到了宋代社会事件,融通于宋人时代意识形态之中,从而触动了情感的共鸣。

参考文献:
[1]李焘,续资治通鉴长编,中华书局,北京,2004.
[2]徐松,宋会要辑稿,新文丰出版社,台北,1976.
[3]陈傅良,止斋先生文集,四部丛刊本.
[4]脱脱,宋史中华书局,北京,1985.
[5]孟元老,东京梦华录,中华书局,北京,1982.
[6]洪迈,夷坚志,中华书局,北京,2006.
[7]唐圭璋编,全宋词,中华书局,北京,1965.
[8]阮元,十三经注疏,浙江古籍出版社,杭州,1998.
[9]佚名,三辅黄图,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,北京,1936.
[10]余君,中国古代柳树的栽培及柳文化,北京林业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 No.3,2006.
[11]波·少布,蒙古人的崇牛意识及其遗存文化,中央民族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 No.5,1998.
[12]宋祁,景文集,商务印书馆,北京,1936.
[13]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,全宋诗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9.
[14]黄庭坚,黄庭坚诗集注,中华书局,北京,2003.
[15]赵孟坚,彝斋文编,刘氏嘉业堂刻本,1914.
[16]唐圭璋编,全宋词简编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6.
[17]王禹偁,小畜集,四部丛刊本.
[18]吴之振,宋诗钞,商务印书馆,上海,1935.
[19]苏轼,苏轼诗集,北京:中华书局,1982.
[20]杨万里,诚斋集,四部丛刊本.
[21]李纲,梁溪集,文渊阁四库本.
[22]李曾伯,可斋杂稿,文渊阁四库本.

本文原刊『甘肅社會科學』,由於字數限制僅粘貼一節,現求教於同行。另很希望結交研究宋史的朋友們,共同切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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